。同兄长晋文侯一样，弟弟成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公元前746年，晋文侯去世，世子伯即位，即晋昭侯，晋昭侯在即位的第二年将叔叔成师封于曲沃（今天山西曲沃），因为成师去世后谥号“桓”，故他被称为曲沃恒叔。公族受封再正常不过了，然而问题是曲沃比晋国都城翼城（今天山西翼城县）还要大。
当时晋国大夫师服就劝谏晋昭侯“本末不能倒置”。师服是“本末论”的提出者，君权为本，从属的一级权力为末，“国家之立，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而且师服之前就对晋文侯和曲沃桓叔姬的名字表示过担忧：“取名表示一定的意义，意义产生礼仪，礼仪是政事的骨干，政事端正民众。政事没有失误民众就服从，相反就发生动乱（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相爱的夫妻叫妃，相怨的夫妻叫仇，这是古人所命名的方法，国君给世子取名仇，世子的兄弟却叫做成师，这就是开始预示祸乱了，做兄长的恐怕要被废黜了吧！”
此情此景是不是觉得非常熟悉，不错，就在曲沃桓叔受封三年后，郑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郑庄公迫于母亲申姜的压力将弟弟段封在了京城，不同的是京城太叔不是曲沃桓叔，而晋昭侯也远不如郑庄公。晋昭侯并没有听取师服的意见，自此晋国埋下了动乱的祸源。
曲沃恒叔受封时已经五十八岁，与父兄并肩作战的经历使他变得老谋深算，曲沃优越的地理条件更助长了他的勃勃雄心，在苦心经营了数年之后，曲沃变成了晋国的第二的权力中心，而且实力已经超过了晋都翼城，终于曲沃桓叔萌生了篡位的野心。
晋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大臣潘父被授意弑杀晋昭侯，迎立曲沃桓叔。然而支持国君的势力发兵诛杀了潘父，立晋昭侯之子姬平为君，史称晋孝侯，并出兵击败曲沃桓叔，从此后翼城与曲沃的对立彻底公开化。在此后几十年间，曲沃恒叔的儿子曲沃庄伯、孙子曲沃武公多次进攻翼城，先后杀死晋孝侯、晋哀侯、晋小子侯、晋侯缗四位国君，并驱逐晋鄂侯。
公元前678年，小宗曲沃武公终于消灭了大宗晋国公室，曲沃武公成为晋国国君，史称晋武公，晋国得到重新统一，并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这段长达六十七年的历史被称作“曲沃代翼”。春秋早期的晋君都会以“继文绍武”来勉励自己，文是晋文侯，因为在他任期内晋国发展壮大起来，武就是晋武公，他使分裂六十七年的晋国重新统一，为晋国再次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后晋国开始以一个大国面目重现在春秋的历史舞台上。
晋武公即国君位后，分封功臣，按照“亲亲上恩”的原则，曲沃一系的公族们皆有封赏，如晋武公的叔叔姬万被封在韩原，姬万后裔就以韩为氏，这就是韩氏的来源，晋武公不会想到二百余年后历史会再次重演，那时韩氏将与赵氏、魏氏联手瓜分晋国。
如此说来晋国公族算是很幸运的公族了
其实恰恰相反，晋国公族堪称先秦时代最为倒霉的公族！
统一晋国一年后，晋武公去世，其世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此人绝对称得晋国历史乃至整个先秦时代的超级狠角色。
~~超级狠角儿~~
同仇、成师一样，晋献公诡诸的名字也是来源于一场战争，当时曲沃武公活捉了戎狄部族首领诡诸，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就把刚出生的儿子取名诡诸。
晋献公即位时，国际局势已经风起云涌，扩张、图霸已经成为了许多诸侯的追求，东方齐国打怪升级，此时已经霸业初成；南方的楚国也已经陆续吞并了汉江流域的诸多小国，经验值蹭蹭上涨，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原；西方的秦国渐入佳境，逐步稳定了西陲局势，东方边界很快要与晋国接壤。相对于这些业已成型的大国，晋国就稍显弱势了，因为“曲沃代晋”的七十年间，晋国忙于内战，错过了春秋初期的最佳发展时间，因此晋献公从即位伊始，就立志于晋国的图强图霸。
晋献公最初的打算比较老套，就是试图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晋国打开局面，即位第二年，公元前676年，他就参与虢、郑两国为周惠王迎娶新王后的事务，然而这一次远行，让晋献公彻底清醒了，他看到了东方诸侯的强盛富饶，看到了晋国与他们的差距，看到了小国诸侯摄于齐国之强，跟在齐桓公身后东奔西跑的景象。回国之后，晋献公便改变了思路，关起门来不再参与国际事务，而是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实力，弥补落下的时光，着手向四周扩张。
晋献公首先将矛头对周围的戎狄民族，当戎狄在中原大地四处劫掠，甚至攻灭邢、卫两国时，晋国则在不断地剿灭他们，压缩着他们的战略空间，而且夺回了被戎狄占据的卫国故都朝歌以及河内、白泉、邯郸四座城邑，并将之纳归己有。晋献公执政二十六年，先后攻灭骊戎、耿、霍、魏、杨、芮、冀等国，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国的版图得到极大的扩张。
晋献公不可谓不生猛。
不过他最为生猛的却是对于公族的屠杀。
晋武公即位后分封曲沃公族，但是却远远没有满足公族们的胃口，晋武公在世时他们不敢议论，晋武公去世后，晋献公即位，这些公族们开始疯狂的要地要钱要官。
晋献公不堪其扰，《左传》用了两个字表明他的担忧—“患之”。晋献公请来了大夫士蒍商量对策。
士蒍，大尧后裔，祁姓（大尧为伊祁氏），士氏，字子輿。周宣王时期，杜国（位于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是大尧后裔封国）国君杜伯因为触怒周宣王以致被杀，其子隰叔出奔晋国，被任命为士师（属于司寇下属官员，掌禁令、狱讼、刑罚之事），士蒍就是隰叔之子，他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并以此为氏，称士氏。士蔿为人深沉，善于法度，现有的史料证明他是晋国刑法的有力制定和推动者，近百年后的晋悼公时期，晋悼公还要求大夫学习“士蒍之法”以为国用。同时，士蒍也是一位多谋善断的人，他告诉晋献公：“桓叔、庄伯的公子们人数很多，不诛杀必致祸乱！”
曲沃一系出身晋国公族，数十年图谋才将大宗取而代之，因此晋献公对于公族颇为防范，士蒍的话算是说到献公的心窝里了。但是公室力量之大绝不比晋献公差，真要刀兵相见，胜负尚未可知，或许因此晋国会再度陷入分裂，或许晋献公会取胜，但晋国也将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士蒍显然料到了这一点，他献出了一条计策—离间计。
“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士蒍说。
富子是谁？
史料中没有明言其身份，有学者认为富子是公族中富氏的宗子，也有学者解释说富子是公族中最富有的一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富子是公族中灵魂人物，因为他很有智谋，公族的许多行为都是他指使教唆的。所以士蒍的离间计就从他着手，搞掉富子，则其余公子就可以任为宰割了。
“尔试其事！”晋献公就将此事全权委托给士蒍。
之后半年，士蒍成功打入了公族内部，与一群公子公孙成为了朋友，而且很受富子的信任。
有一天，士蒍和富子闲聊，言谈间士蒍就为富子抱不平，“您的才干远远高于其他公子，国君有心任命您为中大夫，可您跟他们走得太近了，国君有些难办。是这些人拉了您的后腿呀，何不与这些人保持一点距离呢？”
富子本来就觉得自己才识绝伦，有主政之念，也觉得公族子弟多有不堪之辈，听士蒍这么一说，就有意无意地开始疏远其他公族。
没过多久，晋献公果然任命富子做了中大夫。
富子非常开心，但是其他公族心里就不痛快了，都是公族，凭什么你搞特殊？虽然碍于面子不便明言，表面上还是一伙，但已经心生芥蒂。
紧接着士蒍又使出第二招，他让晋献公以赏赐富子的名义剥夺了其他公族的封地。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公族们纷纷抱怨，他们不恼怒始作俑者晋献公，却都把矛头对准了富子，说富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公族的叛徒。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的螃蟹效应吧。
士蒍适时出现了，煽风点火，终于彻底激怒了公族们，他们集合人马准备讨伐富子。
这时，士蒍又跑到富子家里，通知公族们要来杀他，要他赶快逃走。富子不相信，就命下人打探消息，没想到果然如此，富子无奈只好带上家眷狼狈出奔洛阳。
公族们杀到富子家中，却扑了个空，然后他们看到了士蒍。
“是你放走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不怕我们杀了你吗？”公族们群情激愤。
“怕！但我更怕天下人耻笑我不够义气！”士蒍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公族们听士蒍如此说，对他很是钦佩，也不由地自行惭愧，作为朋友的士蒍如此义气，而同为公族的他们却在自相残杀。于是他们放过了士蒍，也不再追杀富子。
士蔿“去富子”的目的达到了，他留在富子家中就是为了阻止公族们对富子的追杀，以避免双方见面后说破自己的诡计。富子的离开使得公族没有了掌舵者，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士蒍的工作更好开展了。且经过这次私放事件，公族们觉得士蒍这人真是君子，对于他更加信任了。
又过了一年，游氏的宗主去世了。
游氏原本是晋侯缗的大臣，后来转投晋武公做了卧底，晋武公最终攻破翼城，游氏一族功不可没，因此晋武公即位后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特将聚城分封给他。聚城是块好地方，公族们都想得到，而晋武公封给他人，还是一投靠者，因此公族们对于游氏心生怨恨。而且晋献公即位后，也对游氏颇为不满，有心收回聚城。
所以游大夫的死给了士蒍实施第三个计划的机会，这是一个可以一箭双雕的计划。
士蒍向公族们透漏了国君早对游家不满，“只是国君苦于没有借口，他曾私下跟我说过，如果谁能灭掉游家，聚城就分封给谁！”
公族们对于封地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嗜好，他们闻言后不假思索起兵杀入聚城，尽屠游家。
然后士蒍主动为公族修缮聚城的城墙，把他们都集居中于聚城，说是这样便于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
当时，远在洛邑的富子听说公族们屠杀了游家，连声惊叫：“完了，这下全都要死了！”
果然如富子所料，当公族们齐聚聚城时，晋献公的大军也赶到了那里，而领军的就是有公族挚友之誉的士蒍。
《左传》以短短数语记载这段惨烈的故事，“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这一番大血洗，晋国的四代公族子弟基本被屠杀殆尽。请注意“基本”这两个字，因为有部分亲近晋献公的公族躲过了这场屠杀，如前文我们提到的韩氏。
这一年是晋献公八年，公元前669年。
就这样，晋国从笃信“亲亲上恩”的极端走向了“尽屠公族”的另一个极端，晋献公和士蒍用这种激烈的方式防止了晋国内乱，晋国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走向稳定。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留下了极为可怕的后遗症，没有了公族势力的制衡，晋国卿大夫势力日益强势，最终六卿专权，最终推动这个春秋时期最为强盛的国家走向分裂的结局。
在清除了公族势力后，晋献公任命士蒍为大司空，主管工程建设，就在他上任后不久，就主持了重修聚城的工程。历经两年，重建工作圆满完成，聚城改名为绛，因为其东南由险峻的中条山环抱，西北是平川和盆地，适合建都，因此晋献公将国都从翼城迁到了这里，绛成为了晋国新的国都。
然后士蒍又接连主持了晋献公两个儿子的城建工作，其中公子重耳在蒲地（在今山西隰县西北一带）筑城，公子夷吾在屈地（在今天山西省吉县境内）筑城。
就在为夷吾筑城的过程中，工人们不小心将木材筑进了城墙，这不是豆腐渣工程吗，公子夷吾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晋献公。
晋献公很生气，派人责备士蒍为什么修得如此马虎。
面对猛人晋献公的责备，要搁别人早已不知所措了，但却难不倒士蒍，因为拨弄舌头是他的强项。士蒍对来人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则忧愁必然来临。没有兵患而筑城，则城池必然会被敌人利用。担任官职而不接受命令，这是不敬；巩固敌人可以占据的地方，这是不忠。没有忠和敬，怎么能侍奉国君？《诗经》说‘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心存德行就是安宁，宗室子弟就是城池，君主只要修养德行而使同宗子弟地位巩固，又有哪一个城池比得上？几年后这里就要用兵，又何必修的那么坚固？”
末了士蒍还赋诗一首：“
孤裘尨茸，
一国三公，
吾谁适从？
意思是狐皮袍子蓬松松，一个国家仨主公，究竟我该唯谁适从？
这就是成语“一国三公”的来历。
来人将士蒍的话汇报给晋献公，晋献公竟没有再追究下去。
难道士蒍仅凭着这样几句话就能打发了猛人晋献公？
事情可没那没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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