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关键的问题出来了，每天的酒肉、发放的粮食、配备的“疾馆”，种种福利都需要**出资，**的钱又从哪里来？要知道管仲可是一再强调轻徭薄赋的，对外商的税收也是一低再低，甚至免除的。
这就涉及到管仲改革的最核心—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了！
土地问题是历朝历代的根本性问题，同样也是管仲推行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管仲为齐国量身打造一套新型土地政策—“相地衰征”。
相地衰征，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土地好坏贫瘠征收不同的赋税，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均地分力”，即按照劳动力平均分配耕地。这是对于井田制的一次大改革，随着铁犁牛耕技术的出现，中原大地特别是冶铁业发达的齐国出现了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劳动形式，农人具备了开垦荒地的能力，于是民众对公私田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耕种私田时极为用心，面对公田时则消极怠工， “公田不治”的荒凉现象频频出现。还有，更重要的是民众开垦的荒地因为不是国君所封，自然国家就收不到赋税了。管仲通过将公田分给农户，承认土地私有，变集体劳作为个体经营，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具体意义可以参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是“均地分货”，即在均地分货的基础上按照土地质量征收不同的地租，而且是用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这不仅量化了地租的尺度，更扩大了税源，国家的收入自然大幅提高，这也是管仲相地衰征的目的及根本实质。
相地衰征政策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极大地改变了周礼制度下的农业关系，土地私有制得到初步承认，自然就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管仲的土地政策也为其他诸侯国家所效仿，后来鲁国的“初税亩”制度和秦国的“初租禾”制度都是从齐国的土地政策化生出来的。
管仲的经济政策就是著名的“官山海”，从字面意思上亦不难看出，这是关于管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的工商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盐、铁两项国家专营。在管仲的经济政策中，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部分农业税收，主要靠的就是这个“官山海”，实施国家垄断盐铁**。
在齐国推行这个政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盐是生活的必需品，齐国人要吃，其他国家也要吃，但是在春秋时代只有齐国盛产并出口食盐，据统计，春秋时代中国总人数大约2000万，可以想象这么多人每年要给齐国提供多少的财政收入，因此齐国一直以来都是天下最为富庶的诸侯
管仲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外贸理论“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即尽量避免本国财物外流，同时吸收外国财物不断输入。他推行的“官山海”政策，就是规定盐业资源归属国家所有，国家对于食盐买卖加以管制，禁止私盐买卖，民制之盐必须缴纳官府收购，因此**对于盐价具有绝对定价权，同时管仲严格地按照诸侯国人口数量控制食盐的出口量，这样就可以通过抬高盐价，使得齐国国库收入大增。管仲同时鼓励商人运盐，免除出口税，使流通活跃起来，以刺激民众消费。管仲跟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每月成年男子吃五升，成年女子吃三升，小儿吃二升，如果每升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提高一钱，每釜就增加一百，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增加千钱。阳春农事开始，国君就下令不许私人煮盐，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盐价上涨四十倍，然后沿着黄河和济水运到宋、卫、梁、濮、阳出卖！”
因为食盐属于必须消费品，同时也是微量消费品，所以人们虽然感到盐价的苛重但还能够接受。齐国把这些增加的收入用在对外称霸以及对内惠民上，比如减免农业税，实施福利制度，所以齐国人民虽然也需要购买高价食盐，但是其它赋税却大大减轻了，同时也能享受到了许多高福利待遇。
管仲因此被称为“盐宗”，他的盐政被后世各王朝所效仿，这个普罗大众所必须的小小调味品支持起了一个个的王朝，但演变到最后，往往因为国家垄断、官商勾结导致食盐价格昂贵，以至于民众无法承担，甚至酿成民变，食盐还因此有了这样一个代号—白金，并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职业—私盐贩子，比较知名的有唐朝末年的山东盐贩黄巢和王仙芝，元末淮南盐贩张士诚和浙江盐贩方国珍，当然，在民间知名度最高的还数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揭竿而起，领导参与了推翻让人吃不起盐的王朝的战争。
管仲推行盐政制度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同时恩泽国人，而后世王朝有不少把盐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功用给抛到九霄云外了，只顾得大肆敛财，中饱私囊，或者政策地制定是一回事，推行实施又成了另一回事。只从这点上，管仲也是伟大的，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大师。
同时，管仲并将这一政策普及到采矿业和冶铁业。
初中政治课本有那个一句话：铁器时代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阶段。
在经历了原始粗糙的石器时代后，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先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了自然铜以及铜矿石，这种金属纯度高，熔点低（红铜的熔点为1083℃，红铜与锡或铅的合金颜色青灰故被称为青铜，其熔点更低，在700～900℃之间），加工性能非常之好，先民们用这种金属铸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
商周时期是青铜文明的顶峰，但是青铜文明并没有带来农业工具的大发展，因为铜矿资源相对是稀缺的，人们更多地是把它用于礼乐之器或者兵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于农具，人们一般是舍不得使用这种贵重的金属，而且青铜质脆、软，耗损严重，一些荒草杂木较多的的野地，也很难用青铜农具进行开垦的。所以人们仍然大多沿用了石器时代的配置，这种农具下的生产效率自然是极为低下，不过没关系，人们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和劳动时间劳动强度来弥补。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拓展、扩张成为时代的主题，旧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材质革新这种生产方式，而铁器无疑是最佳选择。铁器质硬，更锋利也更耐用，而且铁矿的分布要比铜矿更广更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自然界中没有自然铁，自然界的铁都是以化合物的形态出现的，且熔点高（高达1538℃），要提炼这种金属需要更高的温度，更高的技艺，这也是青铜文明早于铁器文明的原因。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冶炼铁器是甘肃省临潭县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的两块铁条，据检测距今3510年~3310年之间。在河北荣成以及北京平谷也都曾出土过商代的铁刃铜钺，铁刃是由陨铁锻造。但是，限于冶炼技艺，炼铁炉的温度不够高，很多杂质和渣滓无法去除。所以彼时的铁器注定只能是小范围零星使用，铁器并未能有效取代青铜器。
铁器使用开始多起来是在西周末期春秋早期，冶炼师们广泛应用锻打技艺以挤出一部分冶铁的杂质，并推广使用鼓风技术，燃烧炉的温度提升了，铁就可以熔化，去除杂质后，可以用模具铸造成铁器。虽然这种炼炼技术所生产的铁的坚牢、锐利程度仍然不高，但已经足以用于农业生产了。铁质农具广泛使用，牛耕技术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不那么依赖人力了，一些原本难以开垦的土地变得容易开垦了，部分奴隶得到解放成为佃农，一些劳动力也可以从农业中剥离出来专门从事工商业，经济也因此繁荣了，还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武器生产以防止动乱反叛的美梦。所以，人们又称铁器是“象征民主的金属”。
而齐国正是比较早开采铁矿，冶炼、推广铁器和普及养牛及牛耕技艺的国家。管仲曾向齐桓公提议用美金（即青铜）铸造兵器，用恶金（即铁）铸造农具。
“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国语齐语》。
齐国拥有丰富的采矿经验和成熟的技术，《管子地数》还这样记载的：“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荣”就是矿苗的露头。矿床露头，常因矿物种类不同，使岩石和土壤呈现各种特殊的颜色。比如地下有铁，上面呈现出赤褐色，即铁矿表层高氧化物呈红褐色。
管仲规定，一旦发现矿产立刻封存和保护，主权归国家所有，但允许私人开矿，齐国人可以自愿申请开采，采得的铁矿石与国家按比例分配。国家得其三，而民得其七。铁器生产有国营也有私人制造，但买卖权控制在国家手中，私人也是不得参与的。
可以想象，管仲的这一政策得到贯彻之后，齐国将产生多少大富翁，齐国的国库将得到怎样的充盈。
管仲的了不起还表现在善于运用经济手法获得巨大利益，比如“阴里之谋”，管仲与齐桓公密谋“欲率诸侯而朝先王之庙”，预先在“阴里”这个隐蔽的地方秘密制造大量石壁。临近朝拜之日，管仲派人觐见周天子，让天子下令，天下诸侯朝见先王之庙，必须进献红色的弯弓和石壁，否则不得入内。诸侯们仓促之下准备不及，只好到齐国高价购买石壁，齐国大发横财，一下子聚集了八年的财政收入，抵免减除了本国人民八年的赋税。后来管仲又故伎重演，用“青茅阴谋 ”让周王室一下子获得了七年的贺献。
可见所谓的“尊王攘夷”只是个幌子，挟天子以令诸侯才是真相，通过经济方法卷走他国财富是手段，迫使诸侯臣服于齐国才是目
经济手法用到极致可以影响甚至控制、颠覆他国。管仲多次通过有意的提高他国产品价格，让其发挥产业优势，诱使其放弃本国农业生产，造成单一经济，最终导致他国经济全面瘫痪、崩溃，进而实现齐国的政治目的。
比如针对鲁国的“鲁缟之战”。
齐纨和鲁缟是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两种丝织品，管仲先是让齐桓公穿鲁缟做的衣服，并命令齐国公卿大臣也穿鲁缟，齐国民众因此纷纷效仿，同时管仲又禁止齐国私自织缟，齐国所用的缟都由鲁国进口。这样做就导致鲁缟价格一路飞涨，鲁人见利润巨大，纷纷投入到织缟行业中，鲁庄公也因为贪图赋税对此放任。 一年后，管仲突然让齐桓公及大臣们穿纨，于是民众又纷纷效仿，齐纨开始流行，鲁缟却堆积如山，价格一路下跌，而且因为劳动力都投入了织缟，土地被荒废，鲁国于是闹了饥荒，鲁庄公因此被迫向齐国屈服。管仲还用同样的原理，高价收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衡山的器械，重挫楚国，制服代国，吞并衡山。
近代美国以“全球化”“一体化”为幌子，对他国实施“去工业化”，使其对于美国经济上严重依附，政治上仰人鼻息，真要算起来，还得尊管仲为开山鼻祖。
在管仲的经济理念里，有一条理念素来为人所诟病，那就是“奢靡”。管仲本人就是这一观念的忠实“践行者”，他担任齐相四十年，居所富丽堂皇，其豪华程度几乎可以与齐桓公相比拟，他还拥有高规格设置的三归台和国君配享的宴饮设备。
如此看来，管仲与中国历代倡导节俭的“正统”治国思想是完全相悖的了。
其实并非如此。
管仲在财政支出方面，仍旧是主张“用之有止”的，“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他认为不可轻易大兴土木。甚至在军事开支方面，他虽然主张增加军费支出，但是强调不轻易出兵，不盲目作战，以减少不必要的军事开支。外交费用也要量财而行，尽可能用拉拢的手段称雄天下，号令诸侯。
那么为什么他又要提倡“奢靡”呢？
其实“奢靡”是管仲的“消费”观念，他鼓励消费，提倡消费，甚至提倡奢侈消费。他认为“俭则伤事”，“行时化若何？莫善于奢侈。”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进而妨碍生产盈利。如何推动消费？那就是多多消费，甚至奢侈地消费。只要人们不人为的堵塞利源，商贾就会不遗余力地从事营运，富裕的人不断地消费，穷人才有工作可做。如果收成不佳，人们没有本业可做，国家就应该进行宫阁台谢的建设工程，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佣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给与一定的酬劳。这时，宫阁台谢的建设就是一种经济刺激。提倡消费，富人才会高高兴兴的花钱，穷人才能快快乐乐的挣钱。这样就促进了就业，平衡了经济，稳定了国家。这不正是今天的我们常常提到“拉动内需”吗？
所以，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这样说，尽管管仲富比国君，生活标准也超过了他的行政级别，齐国人民却不认为
管仲还有一个特殊的改革，开设“女闾”。
所谓女闾，其实就是公娼，也就是官方Ji院。“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就是说开设女闾主要目的就是为国家创收，同时这也调和缓解了部分社会矛盾，另外可以借此招揽游士，网罗人才，繁盛商业。后来管仲在齐国的大改革获得成功，周边国家都来学习，结果强国富民的思想没学到手，这个女闾创收的政策却是一看就会，一点就通，回国后纷纷效仿，收效显著。
因为首创“女闾”制度，管仲也成为这一行业的祖师爷，后世青楼女子将其视为神明，为他设立香火位供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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