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种宽厚仁德的君子之风助长了小人的野心。贪得无厌的公子翚开始专权，有一次他向鲁隐公求官，想要隐公升他为太宰，鲁隐公的答复是等公子允即位后，去求他吧。
公子翚一愣，这是什么意思？他琢磨一下恍然大悟：“您继任国君这些年，国泰民安，大夫们都听从您的，允眼看要长大了，依臣之见，趁早把他除掉，您就可以继续当国君！”
鲁隐公非常惊讶：“您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早晚这个位置还是他的，我不过是因为他年龄太小，暂代他罢了。我已经在菟裘（地名，今天山东泰安楼德镇境内）修建房子，准备在那里养老了！”
公子翚这下都蒙了，原来自己琢磨错了！他讪讪地退下，可回家后越想越害怕，如果公子允听说了怎么办，以后他继任国君，自己岂不是要遭殃。于是他深夜造访公子允，诬陷鲁隐公准备杀害公子允，做长久国君，并建议公子允先下手为强。
公子允听信了，并同意他杀掉隐公。
鲁隐公未做国君前，曾在与郑国的战斗中被俘，后来得到郑国大夫尹氏的帮助得以脱身，所以他将尹氏的家神供奉起来，时不时去祭拜一番，然后就住在附近大臣蒍氏家里。公子翚就趁鲁隐公祭拜时带人把他杀害了，然后嫁祸蒍氏，找了个替罪羊搪塞过去。
公子允上位，即鲁桓
“不尸其位曰隐”，鲁隐公得到了这样一个谥号。
他是个宽厚之人，但现实对他并不宽厚。
或许如清代学者高士奇所说，鲁隐公之失，不在于让位，而在于让位之道考虑不周。他既然一开始就想归政于公子允，就应该效仿先祖周公代理国相，行摄政之事即可，这样既可以名正言顺治理国家，也方便日后归政，就算公子翚想要从中挑拨，也难觅借口。而鲁隐公成为事实上的国君后，若要归政就要早日言明，过于模糊的说辞既不能杜绝阴谋家的野心，也难以安抚继位者的不安。
身处政治漩涡，不能保护自己，鲁隐公是悲哀的。
《春秋》中没有记载鲁隐公是怎么安葬的，因为按照体例，国君被杀，弑君者没有被讨伐，就不能记载葬礼，就像没有臣子一样。《春秋》也没有记载隐公死亡具体地点，因为不忍说明。而且鲁隐公被弑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郑庄公听说后虽然唏嘘不已，可还是立足现实，默认了公子翚的谋逆，放下了与鲁隐公多年的战斗情谊，选择了与鲁国新任国君鲁桓公在越池相见，歃血为盟。
这就是郑庄公与后来的齐桓公不同之处，因为实力不同，也因为理念不同。
~~公子佗~~
公元前707年春，陈桓公也去世了，死得很蹊跷。
春秋战国乱悠悠，诸侯国君不得善终者多不胜数，被弑杀者不乏其人，但是陈桓公的死法尤为独特。《左传》和《史记》分别记载“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正月甲戌己丑，桓公鲍卒。”甲戌，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是正月初六，而陈桓公卒日为什么是“甲戌、己丑”两个日子呢？
《谷梁传》给出的解释为陈桓公在甲戌这天离宫出走，己丑这天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因为不知道他究竟那天去世，去世了多长时间，所以用这两个日子记录他的死。《公羊传》给出了陈桓公离宫出走的缘由，说是陈桓公患有疯癫病。至于走失这十六天里，陈桓公到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情、遭遇了什么人、留有什么遗嘱都成为了不解之谜。
不过，人们普遍怀疑这与公子佗有关。
公子佗是陈桓公的弟弟，他和陈桓公一样都是庶子，且同一年出生，但是陈桓公比他大几个月，因此被立为世子，做了国君，而公子佗就只能做个公子。所以公子佗很不服气，而且从之后的一系列表现看他确实比陈桓公要有谋略。郑国和陈国发生战争后，郑庄公派使者和陈国讲和，结果陈桓公不许。公子佗就劝谏道：“睦邻友好，国家之宝，国君还是答应郑伯吧！”陈桓公不不这么认为：“我们害怕宋、卫，但我们不怕郑国。”结果，郑庄公让他长了记性，出兵狂虐陈国，俘获了不少战略物资。陈桓公吃了苦头就同意与郑国讲和了，他委派公子佗代表自己去和郑国歃血为盟。
可是在歃血为盟时，聪明的公子佗却表现得差强人意，他竟然心不在焉，等到司仪提醒，他才想到是来歃血的。围观的郑人都十分惊讶，这个人怎么能不把职责当回事？随后，郑国大夫良佐来到陈国代表郑庄公歃血时，他找到了答案，原来此时公子佗已经萌生了异志，心有所思，以至于在盟誓时表现出来。
陈桓公离奇死亡后，公子佗真的行动了，他杀掉陈桓公的世子免，自立为国君，因为佗最终没有得到谥号，故被称作陈佗（也有一说，陈佗被追谥为“废”，故称陈废公）。紧接着陈佗就把矛头对准了郑国。我们应该理解陈佗，因为出兵伐郑的命令是周桓王下的，陈佗作为是弑君自立者名不正来言不顺，还真是不敢轻易违抗天子召令，他还真担心万一天子火气上来，率王师把自己给咔嚓了！
周桓王早就憋了一口气，郑庄公假王命伐宋的消息传到洛邑，周桓王就大为震怒，直骂郑寤生真不要脸，明明是灰溜溜地出宫，转身竟然拿鸡毛当令箭以天子名义讨伐他国！宋国也真是无能，楞被这老贼摆平了！还有息国，在这期间息国也曾出兵伐郑，结果自然是自讨苦吃，息国被虐得眼泪哗哗的。
而且，郑庄公伐宋之后，又搞了一次“周郑易田”，用郑国的邬（今天河南鄢陵县北）、刘（今河南偃师市南）、功蒍（今河南孟津县东北）、邗（今河南沁阳北一带）四邑的田地换取了温、原、、樊、隰城、櫕茅、向、盟、州、陉、、怀十二邑的田地。郑庄公以四邑换十二邑，从数量上就占了便宜，如果大家再打开地图的话，就会发现这十二邑位置的妙处，它们在洛邑以东，在郑国以北，均位于今天河南焦作、新乡、济源一带，基本处于黄河两岸，可以说郑庄公借此成功地打开了通往黄河北岸的路径。这是郑国图谋下一阶段大发展战略的地缘基础。
难道周桓王傻了，竟然同意和郑庄公做这样的交易？
事实上，这十二邑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周王室，而是苏国的地盘，当时苏国与周王室闹矛盾，郑庄公就借机施展手段搞了阴谋。对周桓王而言，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未必不是好事。
但是，周桓王很快觉得自己上当了，他听到人们这样议论他，“恕而行之，得之至也，礼之经也。已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意思是宽恕是德行的准则、礼仪的常规。自己不能保有就拿来送给别人，别人不来朝见，不也应该吗？
气愤的周桓王借机罢免了郑庄公的卿士之位，把政务都交给虢公林父全权处理。
郑庄公也有个性，居然又是一连五年不上朝不进贡。如果放在得过且过的周平王身上，可能就会觉得你不来就不来吧，可周桓王此人属于热血青年，他一心向往的是祖先的荣耀，文王、武王、成王、穆王征讨四方的故事他重温了一遍又一遍。
郑国，必须讨伐！
而且周桓王要御驾亲征！
公元前707年，秋，周桓王传下命令，要求卫国、蔡国、陈国都要出兵。周桓王让虢公林父率领蔡、卫两国作为右军，由周公黑肩率领陈国作为左军，自己则亲率中军，共计四百战车，桓王大军在繻葛（今天长葛东北一带）安营扎寨，兵锋直逼郑国，
天子亲征，郑庄公召开紧急会议，请诸大夫各抒己见。
祭足认为应该向天子请罪。
高渠弥认为应该坚壁不出，拖延到王师主动放弃。
郑庄公都摇摇头。
公子元认为应该打。不仅要打，还要速战速决！必须要在周王没有反应过来时就把他搞定！
郑庄公笑了。
王室战斗力如何，郑庄公心里太清楚不过了，至于蔡、卫、陈三国出兵都有不得已的原因，都是打酱油的角色。尤其陈佗新立，人心不稳，连士兵都是勉强征调的，破击的关键就在于此。郑庄公动员三百战车，分为三军，让大夫曼伯率领右军，冲击陈国军队；祭足率领左军，迎战蔡、卫两国；而庄公自己带领高渠弥、瑕叔盈、祝聃等能征善战的大夫们统领中军。
六十三年前，郑庄公的祖父郑桓公为保护大周天子而死，六十三年后的今天，郑庄公却要与天子兵戎相见，不知道郑桓公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反正郑庄公非常坦然，甚至还闹了一个笑话，他命人把“蝥弧”大旗重新立起来，“奉天讨罪”四个大字迎风飘扬，二十四枚金铃铛叮叮作响。祭足赶紧阻止，大旗是征讨诸侯的幌子，现在可是正主来了！郑庄公一拍脑袋，嘿嘿嘿就笑了起来，只想着这玩意好用，倒是把这茬给忘了，赶紧命人另换了一面旗子。“蝥弧”大旗从此之后被收了起来，再也没有用过。
不过郑庄公启用了另一种新型“武器”—战阵，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一种新型车战阵型—“鱼丽阵”。
~~战车~~
在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些战车的基础知识。
战车，又称兵车、革车、武车、长毂。早在夏朝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战车和小规模的车战。从商朝经西周至春秋，战车一直是军队的主要装备，车战是主要作战方式。
战车的形制基本相同：车厢是长方形，横宽竖短，车厢门开在后方；车厢下方为车轴，车轴安装有两个轮子；车厢前方有一根车辕，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与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出车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车衡上缚有两轭用以驾马。
据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商朝的战车轮径较大，约在 130～140厘米之间，春秋时期缩小为124厘米左右；商代车轮的辐条一般为18～24根，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车，辐条竟然多达28～30条以上，如果我们对这个数量没有概念，可以与古埃及战车做个对比，古埃及战车仅有6根辐条。车厢宽度一般在130～160厘米之间，进深80～100厘米。由于轮径大，车厢宽而进深短，而且又是单辕，为了加大稳定性及保护舆侧不被敌车迫近，战车的车毂被设计的较长，如山东胶县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毂长达40厘米，轴头铜軎长约13.5厘米，总长度达 53.5厘米。这种轨宽减小、车辕缩短而车轮辐条数目增多的改进版战车无疑地形适应能力更强，也能为御者提供更加稳定的作战平台，相应就提高了战车的速度和灵活性。
车轮的制作极有科技含量，我国的工匠早就掌握了一种特殊的制轮方法—“輮”，先用水浸泡木头，然后使用明火使潮湿的木头软化，之后定型为圆弧状，这样成型之后的木头会更加的坚韧。而且我国先人使用的辐条不同于古埃及的圆柱形等长辐条，而是有长有短交错排列，通过过渡自然的榫卯结构与车轮紧密贴合，让轮子更加固定，避免了不必要的滑动。因为战车为木质结构，为了增加其稳定性和起到装饰美观体现身份作用，一般在重要部位装有青铜件，称为车器。车轴是战车驰骋时急剧转动的关键部件，为防损坏，人们也会增加青铜配件，到战国时期人们又在轴毂之间装置铁锏，以减少轴毂的摩擦。
国君所乘的战车称为“戎车”，其形制与一般战车基本相同，但配置更高。春秋中期以后，军队中出现了专职将帅，国君已经不必亲登战车指挥作战，因此戎车便失去其作为国君专乘的意义，而成为将帅的指挥车。
每辆战车配两匹或四匹战马。如果是四匹战马，中间的两匹称“服”，用缚在车衡上的轭驾在车辕两侧；两边的两匹称“骖”，是用皮条系在车前，四匹马合称为“驷”。我们常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是源自此处。战马佩有铜制的马衔和马笼嘴，这是御马的用具。马的身体也有铜饰，主要有马镳、当庐、马冠、月题、环、铃等。上战场时，战马也要身披皮甲，头套皮胄，起到保护作用。
一辆战车一般乘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称“车左”，因为是一车之首，故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戟或矛，起到刺、勾的作用，并负责为战车排除障碍，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佩带短剑。车右、御者、车左都穿有厚重的皮甲或青铜的铠甲。此外，还有四人共乘之法，称为“驷乘”，但这属于临时搭载性质，并非通例。除了三名甲士随身佩持的兵器外，车上还备有若干格斗兵器，这些兵器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另外备有旗、鼓、铎、铙，用以保证军队的通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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