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乱悠悠。
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社会急剧动荡，政治错综复杂，外交风云变幻，周天子政令难行，诸侯间攻伐不断，大小战事此起彼伏，怎么会不乱呢？
但是，不同于其他乱世的满目疮痍，春秋战国是一个乱中有序的时代，庙堂筹谋不失礼仪，金戈铁马不失文明。透过盘根错节，透过纵横捭阖，透过硝烟弥漫，我们看到了礼，看到了仁，看到了忠、看到了义，看到了好整以暇的勇者、雍容优雅的君子，看到了口若悬河的策士、铁骨铮铮的谏臣，也看到了虚心奋发、百折不饶的君主。
一如我们的青春期，春秋战国是朦胧的，寄存于我们遥远的记忆中；是单纯的、躁动的，变数中酝育着勃勃生机；也是血性的、挥洒自如的，充满憧憬，活力四射，爱好竞争，喜欢超越。当我们回首望去，才发现这个时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炫彩时代、魅力时代、光荣时代，是我们文明的根系之所在。
因为青春，所以自由，各国人才自由流动，空前的思想解放，流派纷呈，学术文化震撼古今。
因为青春，所以开放，旧的制度趋于崩解，图变、图新、图强成为列国的共识。
因为青春，所以灿烂，诸子百家竟相风流，名士宿将纵横捭阖，留下无数令后世传诵的故事。
这个青春的时代孕育了老子、孔子、孙子、墨子、韩非子，也属于齐桓公、晋文公、赵武灵王、秦昭襄王，这是曹刿、专诸、豫让、荆轲的时代，也是屈原的时代，西施的时代！
正是这个青春期的锻打，锻造了炎黄子孙蓬勃奋发的性格，铸就了中华儿女不屈不饶的魂魄，构筑了中华文明包容万物的基因，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正是这个青春期的磨砺，为我们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力量，使得我们中华文明不为时间所腐蚀，成为世界上唯一一支沿袭至今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所以相较于世界上其他的太多国家，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可以随手翻开一本两三千年前的著作，与古时的贤达隔空对话，读一段家国兴衰，诵一段微言大义，品一段儿女情长。
春秋时期，五霸争雄，战国之际，七雄并立，大国纵横，小国腾挪，或夹缝求生，或左右逢源，与当今国际社会颇为近似，而且有着本质的统一性，“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拥有历史这面大镜子，所以我们能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看清自己。
东周，起自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大周东迁洛邑，结束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周国为秦所灭，九鼎被夺。共传25王，历时515年。
“东周分两半”，即春秋和战国。
两者的划分是人为的，划分的依据与周天子的共主地位的丧失、战争主题的改变、礼乐制度的崩溃相关。春秋时代是以争霸战争为主题，任何战争或多或少要打着维护周天子、维护礼仪的旗号，对于“礼仪”虽不能遵而行之，至少也做到了言而顾之；到战国时代，周天子已经完全丧失了从制度到文化上的共主地位，所谓“礼仪”，早已舍而弃之，诸侯以利为尊，战争主题也变成了兼并战争。
两者都是因书而得名。
“春秋”原本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鲁国史官们共同的心血，他们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命名为“春秋”。孔子晚年时以私人身份将《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注入自己的政治思想理念，成为了儒家经典之一。孔子所著写的《春秋》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后世史学家便以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称之为“春秋”。“战国”则因西汉刘向主编的《战国策》而得名，
正因为春秋战国完全是人为地划分，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划分之法。
主流学者认为春秋起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终于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战国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为止。这是根据传统的以君主即位时间作为某个时代起止的划分之法。
第二种是按照战国七雄实际形成时间为时间点进行划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命韩氏、赵氏、魏氏位列诸侯，三家分晋，战国起始，因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周礼崩坏，群雄竞逐。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晋国三分已定，七雄并立局面已经形成，应该以此为战国的起始。
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以孔子《春秋》绝笔时间公元前481年或者《左传》记事终结的公元前468年为分界。
各种划分之法都有其道理，也都有其缺陷，但不管是哪一种，战国时代都是以秦国统一六国为结束年份的，从春秋伊始至战国结束历时550年，而此时，东周已经灭亡三十五年了，也就是说，“东周”与“春秋战国”这两个时间段并不完全对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两者统一看待。
周幽王，姬姓，名宫湦，幽是他的谥号。谥号是古人去世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品德给予的文字评价。当然，能够拥有谥号的人必然是有相当地位的人，比如天子、诸侯、后妃、世卿，相应的能够给这些人议定谥号的人也不是一般人，君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大臣的谥号由朝廷赐予。就谥号而言有褒谥、平谥、下谥之分，比如文、武、睿、宣这都是褒谥，像厉、炀都是下谥。举个例子，“炀”就是唐朝给杨广的谥号，是个下谥，其实杨广还有个谥号，“明”，这是隋朝对他的追谥，这就是个上谥。至于为何大家都知道“隋炀帝”，却少有人知道“隋明帝”，说到底就是话语权的问题了。
周幽王的谥号是由他的儿子和大臣们议定的。“幽”字表示壅遏不通的意思，以“幽”为谥可见姬宫湦是个什么样的君王。史书称周幽王“暴戾寡恩，动静无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周幽王的英明领导下，忠直贤明之臣被渐渐疏离，团结在领导周围的多是一些谄媚之徒。后来其父周宣王留下的贤臣尹吉甫、召虎也先后去世，于是周幽王任命虢公石父、祭公、尹球为三公，这三人乃一丘之貉，都是阿谀奉承之人，极尽所能讨幽王欢心，朝政殆废，仅存的忠诚之士只能摇头叹息。
在这里插述一下周朝的权力中心的设置。
周王朝权力中枢为三公六卿五官制。
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三公主要职责是教导、监护、辅弼天子，制定和颁行礼法。在周朝立国之初，姜太公为太师，周公旦为太傅，召公奭为太保。
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
早在甲骨文中，“宰”就作为官名出现了，其责任是管理事务。西周时设置太宰，也叫大冢宰或大宰，即宰的首领，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六种典籍（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用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可以说太宰是行政官员之首，相当于后来的宰相。
太宗掌辨宗族之序，是专门管理王族堞谱的官员，相当于后世的宗正、宗令、宗正卿。
“史”，顾名思义，与史事、史书相关。太史就是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官员，同时掌管起草文书以策命诸侯、卿大夫，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
太祝是神职官员，掌六祝之辞（顺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策祝），以祷告上天，交通天人，在祭祀中迎神送神，祈福纳祥。
太士与太史职责近似，太士是记言的右史，太史是记事的左史，两者可以通称为“作册”。
太卜掌管阴阳卜筮之法，通过卜筮帮助天子决定诸疑，判断吉凶。在彼时，无论是祭祀、征伐、婚丧、聘问，事先都要参考太卜的占卜。
周幽王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780年，上天要考验大周的执政者了，岐山发生了大地震，震及泾（泾水）、河（黄河）、洛（洛水）三川，河水堰塞。
即使在今天，地震也是极为恐怖的自然灾害，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组织调动反应能力，体现的是国家对于民众的态度。在数千年前，天灾更被赋予了特殊涵义，大周制度的设计者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理念，天灾被认为是上天给予执政者的警示，这一点在史籍中常被记载。究其原因还是古人对天灾缺乏科学的认识，抵抗能力有限，而衰落的王朝面对重大灾害更是捉襟见肘，君王个人操守的不足更加凸显，重灾之后国家更加衰败甚至亡国的例子不胜枚举。
岐山是周王朝的发祥地，从周人的伟大领袖周太王带领族人迁至岐山，已近四百年，岐山一直是周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昔年间凤鸣岐山，大周就取代了殷商，如今岐山地震，岂非上天之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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