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同时代的中原大地上有其他辉煌的文明，商朝只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因为有文字记载，就成了重要的一部分。
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崇尚白色，擅长农业和畜牧业。
商族的来源比较麻烦，早期商族是半游牧民族，在商汤之前，有记载的就迁徙了七次，从考古上来看，商族应该来源于北方易水流域，南迁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
商族人擅长制作青铜器，好像突然就会了，对于商族的来源就更加扑朔迷离，有了青铜器的商族由于河水的泛滥和家族矛盾，不断迁都，这一点说明“大禹治水”肯定是没有的，有着青铜器的商族都治不了水，拿着木棍的大禹就能把水给治了？
正如一首歌唱的一样“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不是那个月亮”，由于古代文字和现在文字的歧义，商汤时的商丘肯定不是现在的商丘。
此时的周族居住地在陕西，和商族完全是两个民族，最初，周族信奉“天”，商族信奉“帝”，（《商周信仰崇拜的演变》林明），不同的风俗和习惯，使得周族和商族经常发生冲突，你杀我的人，我杀你的人，这个就是世仇。
也可以肯定的说，周族从一开始就扮演着小第的角色。
另一说法，商族是埃及人的后裔，周族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这些说法只能说明一点，周族和商族都是突然冒出来的，来源是个谜。
商族在早期由于对自然和生殖的敬畏，信奉自己的“帝”神，也信奉其他部落的神，大而概之，无论做何事，每日必卜，每事必卜、凡是任免、征伐、田猎、行止、祭祀、垦殖、赋役、生育、奉歉、疾病等，都要占卜其吉凶，小心翼翼地遵奉神灵的旨意，几乎到了为鬼神是从的地步，祭祀、巫术、占卜的贞人在社会上地位很高。
商族的神权巫术与王权十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事奉鬼神是商王朝的主要任务。
商族起初由贞人占卜，占卜的内容由贞人操纵，神权在商代的政治生活中影响极大，对王权有一定的程度的制约，既然占卜内容可以改变，后期的占卜逐渐由商王自己来做，所有占卜的吉凶最后决断权在商王手中。
由于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所以王位继承比较混乱。
商汤的大儿子太丁，是商汤的重要助手，随着成汤南征北战，还没有继承王位就去世了，由于太丁的去世，后来太丁之弟外丙被立为王，伊尹摄政。
外丙去世后，外丙之弟仲壬继位后，由伊尹辅政，基本上遵守汤制定的法制，朝政相对比较稳定，国家日益强盛。
仲壬在位四年后去世，死后由太丁的儿子太甲继位，伊尹辅政。
太甲继承了王位，伊尹一连写了三篇文章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的君主，这个就是最早的帝王之道。
从人的本性来说，都喜欢做容易的事，只要不危及性命，一般都不会那么努力，能躺着绝不坐着，伊尹一开始就直接告诉太甲，想要活的长一点吗？太甲一脸狐疑：难到还有人会杀我？伊尹马上以夏桀为范例，告诉伊尹，如果不好好做家长，岂止是自己活不长，整个家族都可能被灭掉。
对于被灭族这件事来说，伊尹是心有余悸的，当初和太甲的祖父成汤讨伐夏桀时，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整了块地，做了老大，他是绝不会允许夏族被灭的事发生在商族身上，因为他自己乃至他整个家庭已经是商族的一部分。
卓越的政治家也是有理想的，已经脱离了一般老百姓吃喝拉撒的思维模式，考虑的是更多、更广、更高层面的东西，对于权力欲望已经减少，更多意识到的是责任。
万通董事长冯仑还在帮牟其中做事的时候，有一次问冯仑“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冯仑是个老实人，说“我哪知道这种高瞻远瞩的人想啥？”，那时候的牟其中就是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追求的是更高层面的东西。
四朝老臣伊尹是有理想的人，对于权力早就没有啥欲望了，可是他知道权力会给他带来话语权，有了话语权就能帮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就是保住成汤的社稷，让商朝千秋万代的延续下去。。
伊尹开始不厌其烦的教育太甲，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肆命》，专门讲如何分清是非的道理，对于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都说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徂后》，讲的是商汤时候的法律制度，教育太甲一定要按照祖先定的规矩行事，不能背弃祖训。
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开始时也能按伊尹的教导行事，小心谨慎地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第三年，他就忘乎所以了，咱这是有钱有权，一切应当由咱说了算，不应被宰相伊尹那个老头管着了，否则枉为一国之君。
太甲还年轻，就喜欢年轻人的东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听伊尹的规劝，一听说伊尹来了，就不见，玩躲猫猫。
一般来说，作为普通人，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不会妨碍别人，最多就是一胖毁所有，作为帝王，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也没问题，问题是不要去破坏家族的公平，占有老百姓的东西。
太甲吃也吃了，喝也喝，开始欺男霸女，引起家族内部和其他部落的不满，赏罚没有依据，破坏了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更要命的是，他还随便杀害老百姓，侵占老百姓的财物，百姓们怨声载道。
伊尹自然不能容忍太甲破坏汤王留下的社稷。他先是一再规劝，希望太甲对自己的行为要多加检点，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赶下台，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汤陵社区）去。
在太甲被放逐期间，伊尹见朝中无主，就自己执政，管理起国家来。
太甲被放逐到了桐宫，祖父商汤的坟墓与他朝夕相伴。商汤虽然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坟墓却与普通人的墓差不多，墓地上只有一座低矮的宫室，供一年一度的祭祖之用。
守墓的老人听说太甲是因为违犯祖宗的制度，被放逐到墓地上来的，就把当年商汤创业的故事，以及商汤订下的种种规矩，每天对太甲讲述，教育太甲应当以自己的祖父作榜样，做个好的家长。
太甲是有思考能力的人，想想祖父创业的艰辛以及伟大功绩，让太甲既神往又羞愧，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祖父在天之灵，再想想夏桀的下场，心里一丝寒意升起，于是太甲决心改正错误。
太甲以祖父作榜样，开始对老百姓和颜悦色，做事情也变得雷厉风行，违反祖制和朝廷法律的事，太甲是绝不会做的。
三年过去了，伊尹时刻关注着太甲在桐宫的所作所为，他的行动早己有人报告给伊尹了。太甲的悔过自新，让伊尹十分高兴，于是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首都毫城，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交还给他。
太甲吸取夏桀灭忘得教训，按商汤时传下来的章法循规蹈距地做事，听从身边大臣的良言良策，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都治理得井然有序，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太甲死后，太甲之子，沃丁即位，仍以伊尹为相，伊尹之后，沃丁以咎单为卿士，即宰相，咎单也是商汤得老臣，他辅佐朝政，仍然采取伊尹节俭、宽民的政策，笃行汤法，并且也作了《沃丁》，用以警醒沃丁，发扬祖制，以德治商。
这时的“德”字，非儒家的那个“德”，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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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蜀人 楼主
2020-03-07 23:28
8楼
伊尹同志也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
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将其理论运用到实际，对军事认识深刻，是驾驭军事的杰出天才能。
伊尹是最早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
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农耕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神是尊，唯帝是教，人们认为帝、神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帝、神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
最高统治者以上帝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帝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帝，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帝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战争失败了，就认为是上帝没有护佑。
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帝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和管理国家。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担任官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
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伊尹第一次认识到人心向背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伊尹第一个将“上智为间”的谋略实施完成的人。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
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
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伊尹已经掌握了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的战术。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
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 400 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
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
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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